文/郭立昌
〈參與區域型跨國組織對台灣的影響〉的博論在命題時,即已限縮研究範圍在「區域型」,有別於「全球性」的跨國組織;因為區域型的跨國組織—例如APEC(亞太經合會)是可以著力的國際交流平台,而全球性的跨國組織—例如WTO(世界貿易組織)卻顯得無能為力。
檢閱文獻《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4:417)提及:「亞太地區經濟近年來所以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主要是因為此一地區雄厚的經濟潛力與快速的經濟成長。此一地區經濟互動的頻繁,也使世界經濟邁向『區域化』的趨勢更為明顯。」這本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親著而在1994年付梓發行的書,開宗明義即談到1990年代初期的世界局勢產生了急遽的變化:「蘇聯的解體,東西緊張關係的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形成。」使經濟問題取代軍事對抗,成為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而一向以歐洲及北美為重心的世界經濟,也有逐漸移轉至亞太地區的趨勢。同時,部分亞太地區國家都採取了更積極的發展策略,對日後的全球經濟,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
根據1993年的資料顯示,「亞太地區」的總人口達十六億八千四百萬,遠超過「歐洲共同體」的三億四千五百萬及「北美地區」的兩億七千八百萬;如果再就此三個地區的國民生產毛額(GDP)觀察:亞太地區約為4.3兆美元,此雖不及北美的5.7兆美元及歐洲共同體的5.9美元,十年來多以百分之六以上的平均成長率向前躍進,遠超過北美地區的2.7%,及歐洲共同體的2.3%;因此,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全球經濟將形成三足鼎立的形態是可以預見的。
統計至2017年底APEC經濟體的GDP總和已超過54兆美元,人口總數約28億人,皆遠大於其他兩個經濟體;只是APEC採取共識決,並無法律強制力。是故,自2006年APEC領袖會議,新加坡/汶萊/智利/紐西蘭等四個會員經濟體發起「TPP(太平洋夥伴協定)」,期望建立一個具有法力強制力的新興「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筆者即透過各種管道向層峰建言其重要性,卻置若無聞。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1月就任後,指派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主管隆克(Ron Kirk)赴國會報告此一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新興區域協定,至2014年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2015年1月9日自由時報A2(社論):「積極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才是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的正途。」2015年9月30日,澳洲(Australia)/汶萊(Brunei
Darussalam)/加拿大(Canada)/智利(Chile)/日本(Japan)/馬來西亞(Malaysia)/墨西哥(Mexico)/紐西蘭(New Zealand)/秘魯(Peru)/新加坡(Singapore)/美國(United
States)/越南(Vietnam)等12個APEC會員經濟體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 Georgia)部長會議之後,發表「亞特蘭大宣言」—訂定30章的約章,TPP幾乎已經成型。
李前總統在《經營大台灣》中的預告,也已成真。台灣是個小型經濟體,加上國情殊異於其他國家,所以必須作正確的選擇,維持「經貿自主」和「技術優勢」進而保有台灣的安定繁榮;爰此,強化我國在區域型的跨國組織中的能量,乃是當務之急。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檢閱文獻,可以從20世紀的歷史轉折點看出台灣的社會變遷,與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
1941年1月8月12-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與英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停泊於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奧古斯塔巡洋艦(USS Augusta)上簽署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重申「四大自由」(F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還增加了〈民族自決條款〉。然而,二戰接近勝利的1945年2月4-11日,羅斯福、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簽署〈雅爾達協定〉(又稱雅爾達密約),違背了《大西洋憲章》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把台灣交給中國軍隊。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政權移轉和中國內戰帶來的後遺症,導致當年的工業人無法發揮其長才,並陷於長期的困境裡。
台灣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失去了「民族自決」的最佳時機,被盟軍交給蔣介石的軍隊委託管理;1949年蔣介石在國共戰爭失利後,轉進來台,翌年(1950)年以「下野」的身份在台灣召開國民大會,進行總統選舉,進而在台灣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對外,台灣的國際之路從此舉步惟艱;對內,蔣介石採取高壓統治,造成民生凋敝。幸好在1965年,內閣出現了一個好官—李國鼎先生出任經濟部長,馬上宣布「加工出口區政策」,隔年的1966年12月啟用高雄加工出口區,台灣的經濟發展開始產生轉變,在1967-1970年真空管末年為台灣賺得第一桶金,台灣的社會也明顯的蛻變。
1971年,明明在台灣選上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之名退出聯合國,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自此遭到無限壓縮;幸好翌年,年事已高的蔣介石指派其子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台灣竟然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在接下來的六年以「內閣制」脫胎換骨—正式向農業社會說再見,在工業社會裡邁開大步向前進。
歸納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的經濟決策基線有三:「1.自由制度:經濟社會是架構在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尊重人民意願,保障合法權益,維護自由貿易,…政府與民間同為主體、同作貢獻。2.統合平衡:經濟建設的策略路線注重於:『農業與工業的均衡發展,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合理分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同時併進,資本形成與資源供應的適當分配與運用。』3.平等公開:政府的財經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成長率高低來評斷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的差距來衡量,所以我國政府今後財經政策一定要以促進所得能有較平均的分配為目標;今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除國防、外交兩部門外,悉交立法院公開審查。」(郭立昌,2014:20)簡言之,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落實這些經濟思想的具體作法有二:一是農村建設、二為九大工業建設—統稱「十大建設」,兩大作法的細項在1979年幾乎皆已落實。二戰之後,歐美等國家據以處理經濟政策議題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所蘊含的穩定性組織的衰退,而導致政府協議夥伴的難以依賴;但蔣經國的「統合平衡」(Corporate-Balance)經濟思想,卻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接任的李登輝總統則完成民主化的進程,而成為第三波民主化典範的台灣經驗。
筆者前往翠山莊訪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時,問及當年加入APEC的過程,李前總統答道:「蔣經國先生為突破國際政治的轄制,提倡『國民外交/產業外交/城市外交』,雖然都有功效,卻仍感到有所限制;當1989年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派人來邀請我們加入「APEC(亞太經合會)」時,我馬上答應,也馬上召集有關部門人員緊急開會;對岸有意見,通通答應。經過兩年努力,台灣在1991年加入APEC—現在同時有21個國家和領袖定期開會,而且像你們這種非政府人士也能為台灣開出路,是不是很好!」李前總統是位有堅定信仰的國家領導人,從信仰生信心,從信心生無比的力量,而有決心去落實造福台灣老百姓所需的事工。
歐巴馬在宣佈與古巴關係正常化時,引用古巴革命先烈荷西‧馬帝(Jose Marti, 1853-1895)的話,說:「自由是每個人必須誠實的權利。」(Liberty is
the right of every man to be honest.)然而,我國自公元兩千年以降,少數人利用難得的自由,不誠實地官商勾結,導致財富集中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社會普遍存在著相對剝奪感,中產階級逐漸式微;尤其是,自2008年以後,台灣的房價飆漲,受薪階級望屋興嘆。
此外,由於對岸中國的崛起,台灣企業自詡的代工產業,逐漸從先進國家轉向中國企業,外移的情況益趨嚴重,年輕人面臨工作機會減少的困境,學非所用的情形越來越多。在威權時代由政府成立的「官方非營利組織」—例如「外貿協會」原本以搜尋全球商情資訊服務本土企業為重心,逐漸轉向以中國為重心,在大陸廣設服務點,提高了對中國大陸貿易的依賴度。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090-2005)說:「一個國家對某個市場的依賴達25%左右時,在經濟及政治上就會有危險。」(王嘉源 等譯,2003:96)但據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顯示台灣依賴中國大陸與香港市場已超過百分之四十,這些警訊皆非當年台灣執政者秉持的「均衡貿易原則」;這個趨勢持續下去,以商逼政,或者是以經促統的狀況將無可避免。
古巴對抗西班牙殖民政權的革命至1898年時,美國為維護其利益而介入戰爭,史稱美西戰爭,最後西班牙割讓古巴給美國;美國雖在1902年即承認古巴獨立,但培植傀儡政權,持續干涉古巴內政和商業,親美的古巴執政者統治期間,旅遊業興起,大量美資酒店與餐館出現,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風氣敗壞。美國本身的1929年華爾街股災,造成期貨交易崩盤,古巴的經濟作物蔗糖價格暴跌,政局動盪不安;在美國支持下,曾經被推翻的執政者藉由軍事政變再次上台,實行軍事獨裁統治,把國家出賣給外國資本家,又縱容黑手黨接管賭場等各種娛樂場所,處決反對者,令古巴成了毒梟、皮條客和無良商人的天堂,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卡斯楚的革命軍自1953年起義,經過長達六年的戰爭,才在1959年建立古巴人的古巴;古巴同時也進入長達五十多年遭受強鄰的封鎖。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宣布與古巴關係正常化的演說中,除了引用馬帝的話,並指出:「今天,我誠實的說,我們無法拭去歷史的傷痕,但我們相信你們應該擁有尊嚴及自主的生活;誠如古巴人常說:『這是不容易的』(No es facil)。」
對比台海兩岸的對抗,當年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快速地失去多數的盟邦之際,執政當局督促各縣市首長啟動「國民外交、城市外交、產業外交」,外貿協會(簡稱貿協)則以「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簡稱NPO)的型式輔助產業界,以「台北辦事處」的名義至世界各地取回商情資訊,協助國內企業進行出口擴張,不只創造外匯,同時達到平衡貿易的成果;台灣突破封鎖,成為全球經濟優等生,更是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讚譽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為何同樣的單位,在不同的時間點,會產生不同的作為及結果呢?
古云:「一葉知秋!」因此從回顧往昔主政者的意志,可略窺今日台灣困境之一斑;也期望從研究這些作為、意志及認知裡,尋找脫困之道。李前總統曾經提及:「澳洲發起設立APEC,邀請台灣參加,南韓隨後就來轉達中共的異議;我直覺認為此刻不加入,以後就沒機會了。」雖然,國際政治因素的阻擾,但台灣仍然以「中華台北」之名加入APEC。APEC是個開放平台,主要以經濟議題為主,然公共政策無非是為經濟展而制訂,台灣經由這個區域型經濟組織得以發聲,非政府人士亦可經由此開放平台倡議,促成風起雲湧的新浪潮。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當年的「關貿總協」(簡稱GATT)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有一百六十國參與,台灣在2002年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簡稱TPTM)成功地加入WTO,但這種全球化的國際組織卻難於著力,台灣根本無法在其中產生影響力。以2014年12月12日在日內瓦(Geneva)的WTO會議為例,對於「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簡稱ITA)的台灣輸出高科技產品關稅減免議題,被中國代表否決,我國官員無奈地表示:「這種對台灣經濟有實質貢獻(substantial contribution)的資訊科技產品,很遺憾地無法在WTO獲得談判的果效。」(2014年12月14日台北時報頭版標題【Geneva high-tech trade
talks on tariff cuts fail】:「Chinese Protectionism: Despite having much to gain from cutting
tariffs, China refused to open its market in a bid to protect less competitive
companies.」)弔詭的是,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來台訪問,在12月14日提起:「兩岸貨貿諮商16日在北京登場,將談四大產業—面板、汽車、石化及工具機降稅議題。」在日內瓦之非,在台北之是,兩面手法攪擾至台灣官方一頭霧水,不知所措;明顯的蘿蔔與棍子齊發,與古巴政權在20世紀初身陷強鄰的玩弄,如出一轍。
是故,本研究仍主張以「區域型跨國組織」的參與為主,主要在於我國可藉之產生影響力—如同台灣非政府組織在APEC倡議的許多議題都被納入「部長聯合聲明」或「領袖宣言」,例如1998年的「電子商務法案」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深遠,也使我國在國際政治具有影響力—因為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稱UN)、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和WTO都有觀察員及代表參加APEC,使我國的倡議及主張能經由這個開放平台延伸至世界各國及地區。
參考文獻
李登輝(1994)。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
王嘉源(譯)(2003)。杜拉克談未來管理(Peter F. Drucker原著)。台北:時報文化。
郭立昌(2014)。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部長和領袖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人工智慧、資通訊科技…」等議題和法案;著有「見證台灣四十年、為下一代開出路、公義的經濟社會、社會責任…」等書。
相關連結:
美國發明專利(Linda
Din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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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等企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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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rn Science Inc.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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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的三股市場經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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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與社會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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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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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掛帥至統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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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的困境及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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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的發展及其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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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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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昌的博士論文—參與區域型跨國組織對台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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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昌的博論之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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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昌的博論之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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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區域型跨國組織對台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