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的論文: 資訊社會的困境及其可能的改善之道

資訊社會產生複雜的交錯動態關聯效應，任何的「意識」皆可能相互影響。亞當斯密在論「勞動」時，指出勞動的產出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土地私有與資本累積之前的原始社會階段，勞動的產出物全部屬於勞動者本人，既沒有地主，勞動者不必向雇主支付勞動成果。但「土地一旦變成私有財產」，地主便會向勞動者要求分得勞動成果的一部份，同時地主要求的地租變成需要土地勞動者之沉重負擔。勞動者在收成之前，很少足夠的資源維持其日常生活所需，通常需要雇主墊付。

邁進21世紀的資訊社會，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分野日趨明顯，出資者不但不會主動提高工資，倚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越來越難養活自己或家庭，社會階級的對立也越來越明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及病態的分析：受薪者的被剝奪感、挫折感、無力感、徒勞無功感、不公平感等等，則以「異化」予以詮釋。人民在資訊社會的不滿足感如何撫平？勞資之間的緊張對立如何解決？持續在現代社會趨於嚴重，而且是必須正視的問題。由於近代「彈性製造系統自動化技術」的長足進步，取代早期的製造程序，相對地提高「產出」的數量，甚至於形成生產過剩的現象。日本現代經濟研究所所長今靜行定義「經濟」為「生產和消費的循環」，並指出，當經濟過度發展，會產生「過剩」的問題，一味刺激消費的後果，消費者並非至高無上的王者，而降為無知的奴隸，被迫過著辛勤的工作去購買新產品的生活；當大家的消費能力降低時，造成經濟不景氣，物價依然上昇，這叫「停滯通膨」（stagflation）。令人遺憾的是，台灣在資訊社會裡竟然退化至「停滯性通膨」時代。

奈思比（John Naisbitt）早在1980年代初即認為，人造衛星已經把地球轉向其本身的內部，明白地定義：「現在清楚地說，後工業社會就是資訊社會（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資訊社會所需的資訊科技，在當年美國企業—國際事務機器（簡稱IBM）的IBM 5550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 PC）上市之後，全球開始洋溢著資訊科技的氣息；台灣的技術水準恰好符合條件生產這些資訊科技硬體部份，而與世界同步發展資訊科技，同步自工業社會（抑或後工業社會）踏進資訊社會。然而，照理說，台灣擁有高效率且富彈性的大量中小企業，面對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卻成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面對後工業時代晚期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台灣屹立不搖，更成為各受害經濟體的學習榜樣，成為國際友人所稱的「典範」（paradigm）。那麼，為何在進入資訊社會之後，反倒是江河日下，萬物齊漲，唯獨工資不漲呢？為何公部門陷於所謂的政爭，為何私部門會流出黑心商品呢？未來，或許我們應該回到經濟學的起點—「倫理學」來思考，致力思考人如何擺脫「勞動所得→累積資本→剝削他人」的枷鎖，盡可能創造每個人都能自我實踐的條件，人類互助克服物質欲求，以追求精神性總體揚升。

人類社會無法脫離經濟活動，資本主義原本從「理性」出發，但社會學者發現「非理性的認知與行為」，在在影響組織的決策及其行動，箝制著社會發展與經濟活動，並非如「古典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強調的供需法則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筆者認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鑲嵌」真義應深入了解與實踐，促進三個部門良性互動，消弭金權掛勾及黑心商品等貪腐的亂象，以期改善現有的社會困境。這也凸顯台灣第三部門的有志之士仍有努力的空間，建立「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這是我們在1998年APEC中小企業諮議顧問師計畫裡與會的經濟體專家們建議的教材之一。持續把「利己主義」（Egoism）推向「利他主義」（Altruism）。

第六節小結

本章從台灣的特殊歷史脈絡與地理淵源，長期孕育出獨特的台灣文化，人民在經歷苦難時的互助合作；當台灣的公部門出現掌握時代脈動的好官時，制定正確的公共政策，強力推動與執行，台灣民間產業的能量即刻釋放，表現於經濟發展。如同漢朝文景之治的鼂錯《論貴粟疏》所陳述的：「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意思是：「一個好皇帝，不用替老百姓耕作、織衣，而是要訂出一套好的政策，則老百姓就能過好日子。」鼂錯的施政，使得農民不至於受到中間商的剝削而生活好轉，為漢朝的國力奠下了深厚的基礎。台灣因1966年經濟部長李國鼎的高雄加工出口區政策，帶給人民機會，優秀的工業人留住來台投資的外國企業，形成良性的動態循環。這群具有高效率且高彈性的中小企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台灣順利由農轉工是有其邏輯脈絡可循。

蔣經國於關鍵的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其「統合平衡」的經濟思想正好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為台灣產業創造更大的揮洒空間。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定義：「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蔣經國把「思想、信仰、力量」整合成扭轉困境的一股能量，即使1988年1月13日猝然辭世，但台灣經濟發展的氣勢仍延伸至公元兩千年。就法制面而言，政府在1987年的〈解嚴令〉和1991年廢除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台灣進入民主開放社會的重要關鍵；就經濟面而言，民間營利事業的兢兢業業，生產物美價廉的產品，促進我國經貿不斷成長，國民所得增加，台灣人民樂在工作，台灣的製品充滿競爭力，台灣社會充滿生命力。

筆者整理這些發展的脈絡，發現台灣的經濟發展途徑相當不容易，且難能可貴，乃是台灣民間有志之士與政府部門合作創造出來的，也是2013年APEC領袖宣言再度強調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公私夥伴關係是「相互治理」（co-governance）的一種形式，「夥伴」這一個辭彙隱含著以公部門與私部門的連帶關係（solidarity）為基礎的「結合」（association）觀念，同時此一「結合」是立基於公、私雙方相互承擔風險與分享利益的共同價值，達成雙贏的結果。

令人婉惜的是，台灣民間非政府人士利用國際交流平台爭取的國際法案，雖促成真正的資訊社會來臨，卻因種種弊端—例如政商掛勾、貪腐橫行，造成現今台灣社會陷於困境和嚴重的危機。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論倫理學的兩個問題時，說：「利己主義者（Egoismus）從其本質來說是無限制的。」叔本華稱之為「反道德動機」（Motivation of Anti-Morality）—此種動機（包括資訊社會的病毒、網攻、基因改造等）將可能產生毀滅性的後遺症。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亦指陳：「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因貪腐橫行而造成1991-2000年期間的社會困境；但在「貪腐即叛國」的浪潮裡，普丁（Vladimir Putin）鐵腕革新下仍得以翻轉。從俄羅斯的翻轉經驗中，可以看出只要有決心，公私部門合作，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公民社會的覺醒，提倡道德倫理，以台灣的深厚工業基礎，加上創新的第三部門作為，台灣仍可以在資訊社會異軍突起。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