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的論文: 資訊社會的發展及其迷思

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在維基百科的定義為：「在資訊社會中，對資訊的創造、分發、散播、使用、整合和操縱，乃是一種重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並指出資訊社會被視為「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繼承，其目標是通過具創意而有成效地使用資訊科技，以取得國際上的競爭優勢；造成這種急劇改變的可能是科技、經濟、職業、空間、文化，或者是以上所有因素的結合。在經濟上相對應的就是資訊經濟，即通過開發知識來創造財富—稱之為「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簡稱KBE）；有能力參與資訊經濟活動者被稱為「數位公民」。

資訊科學與技術於1950年代快速發展，係因科學家成功地運用數學轉化複雜的物理資料。《第五項修練》作者聖吉（Peter Senge）說：「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恩師—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提出系統動力學，是『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 RAM）的發明人，也是建造第一部通用型數位電腦的領導人。」RAM是和「中央處理器」（CPU）直接交換資料的記憶體，可以隨時讀寫，RAM的發明使得資訊的存取變為可能，為作業系統或其他正在執行中的程式之暫存媒介。此外，最重要的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數學教授威納（Norbert Wiener, 1894-1964）的「模控學」（又稱控制論，Cybernetics）理論，夏農（Claude Shannon, 1916-2001）的資訊通信理論，和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的高速度計算機的理論與試作。威納於1943年提出了「模控學」的概念，包括學習、認知、適應、社會控制、萌生、溝通、效率、有效性和連通性，這些概念是由工程和生物學等學科延伸來的，但模控學進一步從生物個體或裝置的系絡抽取出來；威納在1948年定義《模控學》為「動物與機器間的控制和通訊之科學研究」，探索監管系統的結構、約束和可能性之跨學科系統研究，包括機械、物理、生物、認知和社會制度，率先把有目的之生物行為賦予機器，為模控學的基本理論奠基，宣告其正式誕生，成為爾後組織論的先驅。夏農被視為數位計算機理論和數位電路設計理論的創始者，開發了定量的通信理論基礎，設定資訊通信系統的模型，以「資訊熵」（information entropy）函數定義資訊量（—熵代表了在訊號被接收之前於過程中損失的資訊量），把資訊源符號化並壓縮，傳訊至受信者的路徑避免雜音介入，減少錯誤的機率，掌握情報的重點，以客觀的工學方法處理資訊轉換與傳送的問題。馮紐曼為電腦的創始人之一，率先試作了高速度計算機，提出「內儲程式」（stored program）的觀念，亦即把計算機加入記憶元件，把要執行的程式儲存於記憶體—現今的電腦結構都是根據這類模式，包括中央處理器、記憶體元件與輸出入裝置等。系統動力學、模控學和資訊理論是現代資訊科技的理論基礎；經由佛瑞斯特、威納、夏農和馮紐曼等先驅，一步一腳印地開路，人類的文明遂演進至資訊社會。

趨勢大師奈思比（John Naisbittt）在1980年代初的《大趨勢》（Megatrends）書中提到：「未來世代有十大變革，最大的移轉（megashift）首推『從工業社會至資訊社會』（from and industrial to an information society）。」其認為資訊社會源於1956-1957年間，這兩年是美國奠基成為工業強權的年度，日本於1956年仍在二戰後的廢墟中重建，也才被聯合國承認。表面上繁榮的美國工業社會，正出現時代結束的警訊（heralded the end of an era），因為1956年美國的白領階級與文員的數量首度高於藍領階級工人，工業化的美國正朝向新的社會邁進，因為在美國史上資訊的工作首度超過產品的製造（for the time in history, most of us worked with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producing goods）。奈思比指出，文職工作者（clerical personnel）的重大變化將在他們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他們做什麼？使用終端機和文字處理機器連結數英哩外辦公室的運作模式，未來的文員幾乎可選擇在家裡工作（opt to work at home）；而其他工作人員將會創造、處理和分銷資訊給各樣的產業，企業將進行示範應用計畫以完成這個目標。從奈思比的說法知悉：「實體產品的製造是工業社會的主要工作；而在資訊社會的工作，則不一定是『製造產品』（producing goods）。」

1980年代，資訊科技產品在美國研發，重要任務關鍵性軟體程式欲搬到以個人電腦為主的主從運算環境，期望促成電腦小型化；台灣和日本則幫助美國把硬體製造出來。奈思比在《大趨勢》第二章的「高科技/高思維」（High Tech/ High Touch）解說道：「高科技/高思維，是一個我用來形容我們回應技術的方法。每當新技術引進到社會時，必將造成某些情況，必須有一個平衡人體的反應—所以若無高思維，則該技術應被拒絕。更多的高科技，更多的高思維。」科技應著重在人性，協助人們從資訊交換的過程中，改善經濟及生活條件，所以應當發展「適當的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但科技專家的努力卻促使奈思比在1999年出版專書，說明《高科技‧高思維》是人類的透鏡，一種態度：「歡迎保留人性的科技，拒斥侵犯人性的科技。」人類應當有意識地選擇使用的科技，以提升人生價值。奈思比說：「在寫《高科技‧高思維》探索優生學、DNA歧視、電玩、媒體暴力…等問題，就會感到難過、沮喪、傷心，因為看出我們的社會完全被科技壓倒。」

本文研究之「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原屬草根與在地特性的民間性質組織，係與經濟發展相關的非營利組織；自1980年代倡議「解決失業問題應經由創新產業」的概念，以促進台灣產業升級與社會發展為訴求，其所發展的工具（創新產業）卻與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1997年簽署的第三個網際網路倡議（Third Major Internet Initiative）—「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中譯：全球電子商務白皮書）產生連結，故赴區域經濟組織提案，進而在國際會議形成法案，牽動全球資訊化革命。1999年，國際交流平台決議「公私部門合作促成各經濟體落實電子商務」，督促政府制訂政策，推動相關重大基礎建設，全球在公元兩千年正式進入資訊社會；解決社會問題之使命目標幾乎達成。非實體產品的品目則越來越多，「產品」的定義也越來越廣泛；某些具有能力參與資訊經濟者—稱為「金領工作者」，皆成為受益者，但財富集中的現象愈趨明顯，人類陷於資訊社會的迷思（myth）更日趨嚴重。日裔美國社會學家大內（William G. Ouchi）在1980年代初倡導互助合作、共同利益的「M型社會的時代」，竟然淪為「中產階級崩解」的「M型社會」（2006年出版，大前研一著《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可預見的未來，資訊社會將成為一具「加速器」（Accelerator），可能把人類社會帶向未知的未來，利與弊值資人們深思。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