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被視為後工業社會的繼承。人類在二十世紀快速地發展科學技術，紛紛由農轉工，再進入後工業時代，同時牽引出各種的經濟思想。談到當代經濟的思維，1980年代同時興起了三股對於市場經濟的思想潮流，分別是：「1.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2.經濟學的新制度學派，3.經濟社會學。」從美國總統雷根到台灣的社會企業—盛虹企業（SEL）創造了現代資訊科技產業，新興的科技經濟系統—電子商店系統（TES, The eStore System）因運而生，影響至今仍主導21世紀產業的走向。
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經濟學的新制度學派
首先是最為強勢、最有現實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反映在柴契爾主義（1979-1991）與雷根主義（1981-1989）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自由主義以「理性」為訴求重點，使人類對自身的理性產生信仰，而此種信仰是促使自由主義者（the liberals）相信人類可以透過理性以改善生活。1980年代，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總統的經濟政策反映了「供給經濟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觀點。按照雷根的說法，國民經濟問題一通貨膨脹、失業、生產力和投資水準低下，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自身所導致的。雷根政府甫上任就提出了以下幾點：「（1）降低聯邦政府國內支出的成長率；（2）降低所得稅率；（3）減少政府管制。」雖改善美國經濟，卻持續擴大聯邦預算赤字及國債。1989年，柏林圍牆不預期地崩塌，自由市場論隨即聲稱獲得全面勝利，之後經濟放任主義開始全球暴走，維繫戰後先進國家繁榮的社會保護與勞資協定逐一被撤除，無情地撕裂文明社會的生活系絡，使得法國社會學者布迪爾（Piene Bourdieu, 1930-2002）痛斥責為「文明的退化」。
1991年8月，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1931-）宣佈解散共產黨，蘇聯瓦解；俄國在1992年採取了美國經濟智囊的「震盪治療法」(shock therapy)，企圖讓放任市場開始自主運轉，結果盧布兌美元由4:1變成6000:1（新盧布匯率在普丁主政時曾達到22：1美元），俄國經濟破產，並陷入長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旋即抽手，進而要求葉爾辛政府大力加稅。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迎面襲來，社會主義經濟轉型陷入嚴苛的現實考驗，凸顯了謹慎考量制度因素與歷史脈絡在務實改革中的關鍵重要性；這種背景讓其次的「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加速發揮其影響力。用現代的眼光觀察政治制度的問題，誠如美國哈佛大學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所言：「政治的基本問題在於政治制度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社會與經濟的變遷。所以政治制度本身沒有絕對的好、壞，重點在於『制度能否順應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可見經濟思想並非如同上述「一分為三」這樣簡單，尤其是涉及跨國界與跨領域的項目，因每個經濟思潮內部都各有其分支與爭執，在美國適用者，並非在俄羅斯也能適用，這也是在研究過程中所嘗試整理的脈絡，以期探討人類如何在高科技充斥的資訊社會有所貢獻。
二、從傳統到現代的經濟社會學
第三個經濟思想—「經濟社會學」係社會學的傳統。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與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等人的經典著作因都是透過與當代經濟學前身的古典經濟思想對話，以面對工業化後歐洲的現實經濟社會，才誕生的思想結晶，而被稱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但社會學的發展，在二戰後卻日漸脫離了古典社會學的經濟社會學核心關懷，反而有系統地從政治經濟的課題上撤離。結構功能論大師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1902-1979）雖然進行了新古典綜合，卻將社會學的想像框限在「角色整合」（role integration）的層次。潛藏在社會學傳統核心精神的經濟社會學，從此開始被剖解，進入到「階層、勞動、組織」等零散的個別領域；最後，社會學終於成為一門撿拾政治學與經濟學「剩餘」的學科。
1960年代以後，這種情勢有了轉變的契機。富裕的先進國家內部掀起了一連串包括學生運動在內的社會衝突，在這種時代氛圍的洗禮下，女性研究、新馬克思主義、歷史社會學、發展研究等等一一崛起。帕深思的結構功能論在遭受嚴重挑戰時，經濟與社會結合的整體分析視野再度被帶回社會學。但一直等到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抬頭，市場自由化與經濟轉型的現實衝擊迎面襲來，社會學者開始匯集之前的能量，將焦點重新對準「經濟市場」本身，經濟社會學於焉復甦（或者被稱為『新經濟社會學』）。當社會演進愈趨文明時，個體很難脫離群體，群體則賴個體而得以運作，社會的經濟活動愈趨複雜，「市場」愈趨重要。1980年代開始大量湧現一些經濟社會學的優秀作品，繼麥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
1906-1964）在1960年提出X（性惡）、Y（性善）理論之後，大內（William Ouchi）則於1981年提出Z理論，探討人與職場間的關係，比較美式與日式管理的優缺點。大內進一步提倡「社會整合」的M型社會，即政府管制行動與獨立放任行動之間的一種平衡，也是一種特殊利益與另一特殊利益之間的一種平衡。1981年，懷特（Harrison
White）試圖發揮數理長才，以「網絡分析」工具解答「市場」的問題；之後，葛南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1985年根據求職行為進行勞動市場的網絡分析，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弱連帶的力道」（strength of weak tie）的論點。伯特（Ronald Burt）在1982與1992年的網絡研究最終翻轉了葛南諾維特的推論，強調「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是決定市場競爭的關鍵。除了網絡模型之外，符利史丹（Neif Fligstein）研究美國企業的長期變遷，在1990年發展出組織治理、經營文化、政府管制與權力結構間互動的場域分析。1983年傑立哲（Vivian
Zelizer）提出「經濟社會學三部曲」，從文化角度精巧地挖掘出意義調整的市場動態。寇曼（James Coleman）從理性抉擇出發，在1988年點出「社會資本」所發揮的經濟角色；其以紐約鑽石市場為例，指出個人在社群中的網絡裡，不需要所費不貲的契約或保險即可進行昂貴鑽石交易，主要取決於相互間之緊密連繫和高信任度。紐約鑽石商的猶太社群，有其獨特而共同的信仰生活，宗教意識產生了高度的黏著性，亦凝聚彼此的信任度。與社會網絡、公民社會和社會組構（fabric）息息相關的社會資本，是經濟學家過去所忽略而遺失的變項；但20餘年來的發展，則確立了其在經濟社會學的地位。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
參考文獻：
郭立昌（2014：32-34）。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
相關連結：
美國發明專利(Linda
Din Invention)：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20030107468
(Entry security device)
http://apec-experiences.blogspot.tw/
(To Meet the Bogor Goal by TES)
https://lcipr.blogspot.com/2019/01/tes.html
(電子商店系統(TES)及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