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的論文: 2020

2020年10月5日星期一

神的工作—“Economy”

文/郭立昌

出生於蘇格蘭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認為：「“Economy” (經濟)是神的工作。」

經查老舊的詞典，「economy」不僅譯為「經濟」，還有「神的旨意」和「天的法則」等等意思；再從字源去查，可以發現「ec」有指「自然環境」和「教會(ecclesia)」的意含，「on」在上，「om」是「無所不知(omniscience)」，「y」則是「神(YHWH, Yahweh)」；所以說：「Economy (經濟)是神的工作，還蠻有道理的。」

經上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即是神，這道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約1:1-3) 古云：「道法『自然』。」(道德經25) 自然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人生之道，順其自然而已。

摩西說：「得貨財的能力來自於神(The Lord your God who gives you the ability to produce wealth)。」(申8:18)箴言有云：「敬畏神是知識的開端。」(箴1:7) 神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箴3:19-20) 拙作《W型社會》引述道：「要敬畏神，聽從祂智慧的訓誨。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其利益強如精金，比珍珠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他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他的道是安樂；他的路全是平安。」而且，你要以智慧所得的財物尊榮你的神(Honor the Lord with your wealth)，進而促成「人民有工作、企業有盈利、政府有稅收」三贏的W型社會。(郭立昌，2007d:35)

社會是人類群居之處，為了生活，自然而然地出現交易買賣的活動—隋朝的王通說：「皆有『經濟』之道，謂經國濟民。」(文中子・禮樂篇) 後人遂將「經濟」此詞與交易買賣活動作聯結，也成為「為政與治民」的同義詞，進而有了「經濟指維繫社會生活之必需的生產、消費、交易等活動」之說法；並且把西方的「economy」譯為「經濟」。

長亞當斯密11歲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認為：「在所有社會中，最古老也是唯一自然的社會是『家庭』，家庭堪稱政治社會的原始模式。」(社會契約論) 前副總統謝東閔先生(1908~2001)以「修齊治平」為其創設的實踐大學之校訓，他說：「修齊治平係取自《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而『傳家有道唯存厚，處世無其但率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盧梭的觀點是：「在自然狀態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現存社會的人性是『惡』的；因此，假如能為人造就新而適合『人性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教育，人類就能『在更高階段上回復自然』。」

春秋時代的管仲(725-645 BC)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可算是較早及知名的經國濟民文獻；其強調務在四時(春夏秋冬)，因為四時必須與大自然環境合其節序，知其徒守其紀，則財生倉亦盈。

古人說：「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則陽) 為政和治民就像種稻那樣，必須小心謹慎，否則收成時就知道結果了；把經世濟民的道理用「農耕」比喻之，著實巧妙。

一般人都知道亞當斯密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影響後世人類社會的交易活動甚巨，比較少人知道他著墨最深的另一本著作是《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縱觀亞當斯密一生，歸納其主要的興趣有三方面：「一是政治哲學 (Political Philosophy)，二是倫理學 (Ethics)，三是經濟學 (Economics)。」

亞當斯密於1751年擔任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教授，他的「道德哲學」授課內容有「政治經濟學、倫理學、修辭學、法學」等等，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其中有些部分就是他的授課內容。

可見西方的經濟學與倫理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為經濟關係的深刻變革必然帶來倫理關係的重大變動；倫理學涉及「善」與「惡」的論述。耶穌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No one is good—except God alone )。」(可10:18) 從而引伸出「經濟是神的工作」的確有其道理。

18世紀後半期，英國正處於從商業資本轉向產業資本的關鍵時刻，亞當斯密體悟出：「市場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市場參與者卻只是盤算著本身的利益—因為『自利』是人類的天性，所以經濟學必須輔以倫理學的參與。」爰此，《道德情操論》從道德的高度、從對個人與社會的福祇出發，強調「同情說(利他)、德性論、道德準則、道德評價論」對社會整體利益的影響，進而指出「以『自利』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必須以『利他』為基礎的道德情感來協調」。利他主義(Altruism)是一種善的表現(Philanthropic)，當然是神的工作。

教了13年書之後，亞當斯密辭去了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花了很長的時間遊歷歐洲各國，在法國認識了許多知識份子的菁英—可能曾經和盧梭切磋過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及見解，搜集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亞當斯密回到蘇格蘭之後，又花了十年專注於撰寫他的巨著《國富論》—又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於1776年出版。

社會的變革，源於人們期盼脫離困境進而改善生活的渴望，必會涉及經濟發展。英國哲學家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把複雜的社會現象，歸納整理出經濟學原理，幫助後進學習觀察社會的方法。台大教授張清溪說：「我們從《國富論》中，除了尋找西方社會科學的根源外，還可以當作經濟史來學習；亞當斯密分析任何問題，幾乎都從『原始』社會的歷史變化開始陳述，從中解釋其間的經濟意義。」

論到原始這個層次，經上說：「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來尊榮你的神。」(箴言3:9) 首先，財物來自於勞動所得的工價；其次，初熟的土產則來自於耕耘所得的成果。財物和初熟的土產二者皆與「工作」有關—神恩賜人們工作，人們則以工作所得來回報神的恩澤；人與人之間也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10) 亞當斯密說：「『利他』和『利己』同樣是人的『天性』，只有社會成員都以利他當作行為準則時，社會才有和諧/安定和進步；而且通過市場機制發展經濟時，仍得經由這兩種天性來達到『利益的天然一致』。」進一步闡明經世濟民乃是神的工作。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觀察其身處的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現象，從「論分工」到「論不同國家財富增加的過程」，包羅萬象；在此將其整理出三點來檢析：「一是勞動者與地主，二是附加價值與金錢遊戲，三是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一、勞動者與地主：

亞當斯密在論「勞動」時，指出勞動的產出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土地私有與資本累積之前的原始社會階段，勞動的產出物全部屬於「勞動者」本人，既沒有地主，勞動者不必向雇主支付勞動成果。但「土地一旦變成私有財產」，「地主」便會向「勞動者」要求分得勞動成果的一部份，同時地主要求的地租變成需要土地勞動者之沉重負擔。勞動者在收成之前，很少足夠的資源維持其日常生活所需，通常需要雇主墊付。

亞當斯密又指出：「對任何的『商人』而言，他作生意的根據地在什麼地方，大致上是無關緊要的；商人隨時可因某些因素而撤走其資本，及其支持的所有活動，跑到另一個家重新開張。」亞當斯密的觀點透露「商人無祖國」的概念；不過，亞當斯密同時也強調「道德倫理」在資本運作中的重要性。亞當斯密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裡，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但資本家進行資本移動時，遺留下來的就是「失業」問題；從勞動者失業造成失去收入進而產生家庭問題，逐步衍生為社會問題，甚至於演變成世界的問題。英國的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在1782年製作出精巧的蒸汽機，啟動了工業革命，促使紡織業到各種產業從手工進入機械化生產，降低了人工的重要性，也造成了失業問題，同時也反映出資本家謀取「私利(self-interest)」的肆無忌憚，可見英國社會的困境(Social Dilemma)發源得比其他國家還要早—而這樣的困境至今依然輪迴不已。

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申命記 25:4) 做工的，得工價是應該的；然而，過度物化的世界，卻經常看見透過權錢掛勾遂行弱肉強食的違反天理事件，導致「好好鋤耙吊半壁」的後果。俗話說：「人若不照天理，天就不照甲子。」觀察這些年來天災不斷的緣由，應該是肇自人禍。既然「經濟是神的工作」，人就應該循道而不貳，則天就不能禍；若背道而妄行，則天也不能使之吉。

二、附加價值與金錢遊戲：

亞當斯密論到「附加價值」時，說：「當商品經歷的『加工層次愈多』時，其『利潤愈高』。後一步的利潤會高於前一步，因為後一步根據的資本必然大於前一步。」換句話說，任何的產品，都必須不斷地改變進貨的形狀，才能賣得好價錢，但相對的投資額會提高。這說明亞當斯密看重的是「正經事業」—必須經過「多次加工來創造價值」，並非拿著「貨幣」當產品來進行「金錢遊戲」，不但不合「道德規範(Code of Moral)」，更會造成社會的不公義—最大的受害仍是基層的勞動者。

2009年，有兩國領袖邀請筆者赴APEC領袖會議(CEO Summit)貢獻「重建全球經濟」之道；各國政經領袖提到去年(2008)的「金融海嘯」，肇因於「千分之四的每日風險值」—就是華爾街的玩家們聘用高能物理學系畢業的高材生設計出吸金大法，而只剩下一種「不必改變形狀的東西」符合條件—就是「錢」(又稱貨幣，monetary)，於是大家開始玩起「金錢遊戲」。尤其是，資通科技產品的發展，簡化了「趨勢分析」，助長了金錢遊戲的盛行。2007年就從房貸到垃圾債券都能包裝成金融商品賣出去；當買方還弄不清楚買的到底是什麼時，資本主義毀滅性的災難即已經降臨，金融海嘯餘波蕩漾，後遺症至今猶存。新加坡APEC各經濟體探索金融海嘯的根源，追溯到「千分之四的每日風險值」—若這是個「果」，那「因」則在於物理學家的「失業」—他們也因為失業而被網羅進入華爾街，成為「道德危機的製造者」。

回顧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從政治哲學深入析探社會結構，而把「倫理學」安置在其著作之中，強調商人追求私利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道德情操」，特別強調：「商品必須經歷『加工層次愈多』才能創造『附加價值』。」並非直接拿著貨幣當作「商品」來進行交易活動。

三、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對商品價格作了「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區分，他對自然價格作如此之定義：「當某種商品的價格，按照『自然報酬率』，恰好足夠支付所有栽培、製作，直到上市的土地地租、勞動工資與資本利潤時，那麼該商品可說是按它的『自然價格』出售。」

對於任何商品而言，市場價格的高低取決於兩種數量間的比例，一是實際上市的商品數量，二是那些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買者所需求的商品數量。後者可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量則是「有效需求量」—因為這種有效需求量才促使商品帶到市場來賣。當商品的上市數量小於有效需求量時，有效需求者便得不到他們全部需求的數量，造成他們願意出較高的價格來購買，買方的競購之下，就會造成市場價格高於自然價格。反之，當上市數量大於有效需求量時，上市的數量便無法被吸收，造成賣方的競爭，如此就會造成市場價格滑落，而低於自然價格。

是故，當「產量大於有效需求量」時，產品數量便無法全部賣給那些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買者—這「必造成賤價出售」的結果，亞當斯密因此作出結論：「獨佔是優良管理的大敵。」而且自然價格低於市場價格時，將會導致壓縮自然工資，造成勞動者的收入減少，甚至於失業—這也會牽動社會財富是否處於進步、停滯或衰退的局面。

最近，走進傳統市場裡，都可以看見一斤十元的香蕉—新台幣20元可以買到十條以上的香蕉；水果攤的老板說：「『生產過剩』造成這種情況。」市場價格完全「無法支付所有栽培、製作，直到上市的土地地租、勞動工資與資本利潤」，也真的需要一種凌駕凡人的力量來導正這個困境。

漢朝文景之治的政治家鼂錯說：「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論貴粟疏) 高高在上的好皇帝，人民不會挨餓受凍，不是他替人民耕種或織衣，而是要拿出一個好的政策。

檢析以上三點之餘，再來看亞當斯密於晚年仍然持續修正的《道德情操論》，他說明：「只有在社會中，人才能生存，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互相幫助；在人們能夠『互敬互愛、互相幫助』的地方，社會就會『繁榮興盛』。但就算沒有相互關愛，依靠大家的共識，社會仍然可以由一種類似商人之間的關係來維持，可以依靠徹底功利主義的『互惠』行為而延續下去。可是，如果人們總是互相打擊和傷害，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注定要毀滅。」

有鑑於現代社會的需要，1999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fi Anan)在「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而成為新興的浪潮。全球盟約分為「人權、勞工、環境、反貪腐」四大部份，建議企業應遵循下列十大準則：「1.人權部份：（1）企業尊重國際人權，（2）企業應確保不違反人權；2.勞工部份：（3）集會結社之自由，（4）消弭強迫性勞動，（5）有效廢除童工，（6）消弭職場上的歧視；3.環境部份：（7）採取環境挑戰的預防性措施，（8）企業應善盡維護環境的責任，（9）鼓勵發展環保科技；4.反貪腐：對抗一切非經濟因素的干擾。」進而衍生出「ESG (環保/社會責任和治理)」等延伸性的概念，希望優質意識能夠提升。

APEC 2013領袖宣言特別重申CSR的重要性。惟泛指私部門的營利事業(Profitable Firms)仍以追求高利潤、低成本為鵠的，罔顧社會責任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是故，以社會公益使命目標為前提的「社會企業」，因為組織的成員在創業之初即有「公共利益」、「社會服務」的共識，其遵守道德情操的營益模式應運而生。社企所提供的自主財源，支援非政府組織，更能自主地發展其長程的公共議題，落實使命目標。

OECD(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對社會企業的詮釋並不只是「非營利組織」，而是新興第三部門的其中一環，達成以社會公益使命目標為鵠的之企業，迥異於「唯利是圖」的私部門。社會企業首重「社會責任」，從《聖經》中可以看出摩西對社會責任的詮釋：「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出埃及記22:21-25）因此，社會企業與靈性又有相當的關聯性，當個人的「道德情操」未能達到一定的程度，其手中所為必是充滿罪惡。而當毫無道德觀念時，其手中的利器，更可能流無辜人之血。而這早在1998年台北召開的APEC-IBIZ會議中即提及建立「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道德即其中的核心元素，源自於「信仰」—心中有神，敬畏神，才會戒慎恐懼，才不致於不擇手段地追功逐利。又因有信仰才懂得「愛人如己」、「人溺己溺」的道理。定位清晰了，「社會企業」這個模糊的概念開始聚焦，較易令人辨識。

不過，現有法律和經濟學的文獻裡，在很大程度上卻忽略了「社會企業」—即使其成員已經理性地提出積極性和規範性的觀點，並在「尋利 (profit-seeking)」與政府兩個部門之外，迄今已產生些許的果效，亦使社會成員了解社企的角色及其作用。特別是在經濟性與學術研究的領域有一種傾向，來看作為機構的社企（SE）所遭受制度忽略的程度—因為社企若不是被視為是「任意歷史進程 (Arbitrary Historical Processes)」的產物，就是被視為是「道德性質」的投資，即使社企造已超越了「單純的功利性 (Utilitarian Concerns)」。

本研究認為，應視社會企業為一個在「經濟社會需求 (the Needs of Economic Society)」相對明確的合理回應。未來，相關監管法令應當是立法者該檢討及改革之重責大任，俾確保神的工作—「經濟 (Economy)」能滿足社會需求，進而提升優質意識，成為世界文明進程中有益的引導。

參考文獻：

Smith, Adam (2003). The Wealth of Nations .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

郭立昌(2007d)。W型社會。台中：磐虹。

郭立昌(2008)。社會責任。台中：磐虹。

郭立昌(2010)。公義的經濟社會。台中：磐虹。

郭立昌(2014)。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領袖和部長會議促成「反貪腐、人工智慧、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資通訊科技、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

相關連結：

美國發明專利(Linda Din Invention)：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630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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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參與區域型跨國組織對台灣的影響

文/郭立昌

〈參與區域型跨國組織對台灣的影響〉的博論在命題時，即已限縮研究範圍在「區域型」，有別於「全球性」的跨國組織；因為區域型的跨國組織—例如APEC(亞太經合會)是可以著力的國際交流平台，而全球性的跨國組織—例如WTO(世界貿易組織)卻顯得無能為力。

檢閱文獻《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4:417）提及：「亞太地區經濟近年來所以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主要是因為此一地區雄厚的經濟潛力與快速的經濟成長。此一地區經濟互動的頻繁，也使世界經濟邁向『區域化』的趨勢更為明顯。」這本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親著而在1994年付梓發行的書，開宗明義即談到1990年代初期的世界局勢產生了急遽的變化：「蘇聯的解體，東西緊張關係的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與『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形成。」使經濟問題取代軍事對抗，成為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而一向以歐洲及北美為重心的世界經濟，也有逐漸移轉至亞太地區的趨勢。同時，部分亞太地區國家都採取了更積極的發展策略，對日後的全球經濟，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

根據1993年的資料顯示，「亞太地區」的總人口達十六億八千四百萬，遠超過「歐洲共同體」的三億四千五百萬及「北美地區」的兩億七千八百萬；如果再就此三個地區的國民生產毛額（GDP）觀察：亞太地區約為4.3兆美元，此雖不及北美的5.7兆美元及歐洲共同體的5.9美元，十年來多以百分之六以上的平均成長率向前躍進，遠超過北美地區的2.7%，及歐洲共同體的2.3%；因此，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全球經濟將形成三足鼎立的形態是可以預見的。

統計至2017年底APEC經濟體的GDP總和已超過54兆美元，人口總數約28億人，皆遠大於其他兩個經濟體；只是APEC採取共識決，並無法律強制力。是故，自2006年APEC領袖會議，新加坡/汶萊/智利/紐西蘭等四個會員經濟體發起「TPP(太平洋夥伴協定)」，期望建立一個具有法力強制力的新興「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筆者即透過各種管道向層峰建言其重要性，卻置若無聞。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1月就任後，指派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主管隆克（Ron Kirk）赴國會報告此一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新興區域協定，至2014年已經取得相當的進展。2015年1月9日自由時報A2（社論）：「積極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才是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的正途。」2015年9月30日，澳洲（Australia）/汶萊（Brunei Darussalam）/加拿大（Canada）/智利（Chile）/日本（Japan）/馬來西亞（Malaysia）/墨西哥（Mexico）/紐西蘭（New Zealand）/秘魯（Peru）/新加坡（Singapore）/美國（United States）/越南（Vietnam）等12個APEC會員經濟體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 Georgia）部長會議之後，發表「亞特蘭大宣言」—訂定30章的約章，TPP幾乎已經成型。

李前總統在《經營大台灣》中的預告，也已成真。台灣是個小型經濟體，加上國情殊異於其他國家，所以必須作正確的選擇，維持「經貿自主」和「技術優勢」進而保有台灣的安定繁榮；爰此，強化我國在區域型的跨國組織中的能量，乃是當務之急。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檢閱文獻，可以從20世紀的歷史轉折點看出台灣的社會變遷，與大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

1941年1月8月12-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與英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停泊於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奧古斯塔巡洋艦（USS Augusta）上簽署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重申「四大自由」（F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還增加了〈民族自決條款〉。然而，二戰接近勝利的1945年2月4-11日，羅斯福、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簽署〈雅爾達協定〉（又稱雅爾達密約），違背了《大西洋憲章》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把台灣交給中國軍隊。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政權移轉和中國內戰帶來的後遺症，導致當年的工業人無法發揮其長才，並陷於長期的困境裡。

台灣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失去了「民族自決」的最佳時機，被盟軍交給蔣介石的軍隊委託管理；1949年蔣介石在國共戰爭失利後，轉進來台，翌年(1950)年以「下野」的身份在台灣召開國民大會，進行總統選舉，進而在台灣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對外，台灣的國際之路從此舉步惟艱；對內，蔣介石採取高壓統治，造成民生凋敝。幸好在1965年，內閣出現了一個好官—李國鼎先生出任經濟部長，馬上宣布「加工出口區政策」，隔年的1966年12月啟用高雄加工出口區，台灣的經濟發展開始產生轉變，在1967-1970年真空管末年為台灣賺得第一桶金，台灣的社會也明顯的蛻變。

1971年，明明在台灣選上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之名退出聯合國，台灣的國際政治空間自此遭到無限壓縮；幸好翌年，年事已高的蔣介石指派其子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台灣竟然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在接下來的六年以「內閣制」脫胎換骨—正式向農業社會說再見，在工業社會裡邁開大步向前進。

歸納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的經濟決策基線有三：「1.自由制度：經濟社會是架構在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尊重人民意願，保障合法權益，維護自由貿易，…政府與民間同為主體、同作貢獻。2.統合平衡：經濟建設的策略路線注重於：『農業與工業的均衡發展，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合理分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同時併進，資本形成與資源供應的適當分配與運用。』3.平等公開：政府的財經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成長率高低來評斷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的差距來衡量，所以我國政府今後財經政策一定要以促進所得能有較平均的分配為目標；今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除國防、外交兩部門外，悉交立法院公開審查。」（郭立昌，2014:20）簡言之，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落實這些經濟思想的具體作法有二：一是農村建設、二為九大工業建設—統稱「十大建設」，兩大作法的細項在1979年幾乎皆已落實。二戰之後，歐美等國家據以處理經濟政策議題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所蘊含的穩定性組織的衰退，而導致政府協議夥伴的難以依賴；但蔣經國的「統合平衡」（Corporate-Balance）經濟思想，卻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接任的李登輝總統則完成民主化的進程，而成為第三波民主化典範的台灣經驗。

筆者前往翠山莊訪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時，問及當年加入APEC的過程，李前總統答道：「蔣經國先生為突破國際政治的轄制，提倡『國民外交/產業外交/城市外交』，雖然都有功效，卻仍感到有所限制；當1989年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派人來邀請我們加入「APEC(亞太經合會)」時，我馬上答應，也馬上召集有關部門人員緊急開會；對岸有意見，通通答應。經過兩年努力，台灣在1991年加入APEC—現在同時有21個國家和領袖定期開會，而且像你們這種非政府人士也能為台灣開出路，是不是很好！」李前總統是位有堅定信仰的國家領導人，從信仰生信心，從信心生無比的力量，而有決心去落實造福台灣老百姓所需的事工。

歐巴馬在宣佈與古巴關係正常化時，引用古巴革命先烈荷西‧馬帝（Jose Marti, 1853-1895）的話，說：「自由是每個人必須誠實的權利。」（Liberty is the right of every man to be honest.）然而，我國自公元兩千年以降，少數人利用難得的自由，不誠實地官商勾結，導致財富集中的現象越來越明顯，社會普遍存在著相對剝奪感，中產階級逐漸式微；尤其是，自2008年以後，台灣的房價飆漲，受薪階級望屋興嘆。

此外，由於對岸中國的崛起，台灣企業自詡的代工產業，逐漸從先進國家轉向中國企業，外移的情況益趨嚴重，年輕人面臨工作機會減少的困境，學非所用的情形越來越多。在威權時代由政府成立的「官方非營利組織」—例如「外貿協會」原本以搜尋全球商情資訊服務本土企業為重心，逐漸轉向以中國為重心，在大陸廣設服務點，提高了對中國大陸貿易的依賴度。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090-2005）說：「一個國家對某個市場的依賴達25％左右時，在經濟及政治上就會有危險。」（王嘉源等譯，2003：96）但據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顯示台灣依賴中國大陸與香港市場已超過百分之四十，這些警訊皆非當年台灣執政者秉持的「均衡貿易原則」；這個趨勢持續下去，以商逼政，或者是以經促統的狀況將無可避免。

古巴對抗西班牙殖民政權的革命至1898年時，美國為維護其利益而介入戰爭，史稱美西戰爭，最後西班牙割讓古巴給美國；美國雖在1902年即承認古巴獨立，但培植傀儡政權，持續干涉古巴內政和商業，親美的古巴執政者統治期間，旅遊業興起，大量美資酒店與餐館出現，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風氣敗壞。美國本身的1929年華爾街股災，造成期貨交易崩盤，古巴的經濟作物蔗糖價格暴跌，政局動盪不安；在美國支持下，曾經被推翻的執政者藉由軍事政變再次上台，實行軍事獨裁統治，把國家出賣給外國資本家，又縱容黑手黨接管賭場等各種娛樂場所，處決反對者，令古巴成了毒梟、皮條客和無良商人的天堂，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卡斯楚的革命軍自1953年起義，經過長達六年的戰爭，才在1959年建立古巴人的古巴；古巴同時也進入長達五十多年遭受強鄰的封鎖。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宣布與古巴關係正常化的演說中，除了引用馬帝的話，並指出：「今天，我誠實的說，我們無法拭去歷史的傷痕，但我們相信你們應該擁有尊嚴及自主的生活；誠如古巴人常說：『這是不容易的』（No es facil）。」

對比台海兩岸的對抗，當年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快速地失去多數的盟邦之際，執政當局督促各縣市首長啟動「國民外交、城市外交、產業外交」，外貿協會（簡稱貿協）則以「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簡稱NPO）的型式輔助產業界，以「台北辦事處」的名義至世界各地取回商情資訊，協助國內企業進行出口擴張，不只創造外匯，同時達到平衡貿易的成果；台灣突破封鎖，成為全球經濟優等生，更是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讚譽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為何同樣的單位，在不同的時間點，會產生不同的作為及結果呢？

古云：「一葉知秋！」因此從回顧往昔主政者的意志，可略窺今日台灣困境之一斑；也期望從研究這些作為、意志及認知裡，尋找脫困之道。李前總統曾經提及：「澳洲發起設立APEC，邀請台灣參加，南韓隨後就來轉達中共的異議；我直覺認為此刻不加入，以後就沒機會了。」雖然，國際政治因素的阻擾，但台灣仍然以「中華台北」之名加入APEC。APEC是個開放平台，主要以經濟議題為主，然公共政策無非是為經濟展而制訂，台灣經由這個區域型經濟組織得以發聲，非政府人士亦可經由此開放平台倡議，促成風起雲湧的新浪潮。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當年的「關貿總協」（簡稱GATT）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有一百六十國參與，台灣在2002年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簡稱TPTM）成功地加入WTO，但這種全球化的國際組織卻難於著力，台灣根本無法在其中產生影響力。以2014年12月12日在日內瓦（Geneva）的WTO會議為例，對於「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簡稱ITA）的台灣輸出高科技產品關稅減免議題，被中國代表否決，我國官員無奈地表示：「這種對台灣經濟有實質貢獻（substantial contribution）的資訊科技產品，很遺憾地無法在WTO獲得談判的果效。」（2014年12月14日台北時報頭版標題【Geneva high-tech trade talks on tariff cuts fail】：「Chinese Protectionism: Despite having much to gain from cutting tariffs, China refused to open its market in a bid to protect less competitive companies.」）弔詭的是，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來台訪問，在12月14日提起：「兩岸貨貿諮商16日在北京登場，將談四大產業—面板、汽車、石化及工具機降稅議題。」在日內瓦之非，在台北之是，兩面手法攪擾至台灣官方一頭霧水，不知所措；明顯的蘿蔔與棍子齊發，與古巴政權在20世紀初身陷強鄰的玩弄，如出一轍。

是故，本研究仍主張以「區域型跨國組織」的參與為主，主要在於我國可藉之產生影響力—如同台灣非政府組織在APEC倡議的許多議題都被納入「部長聯合聲明」或「領袖宣言」，例如1998年的「電子商務法案」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深遠，也使我國在國際政治具有影響力—因為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稱UN）、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和WTO都有觀察員及代表參加APEC，使我國的倡議及主張能經由這個開放平台延伸至世界各國及地區。

參考文獻

李登輝（1994）。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

王嘉源（譯）（2003）。杜拉克談未來管理（Peter F. Drucker原著）。台北：時報文化。

郭立昌（2014）。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