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昌的論文: 1月 2019

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

倡議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交流平台之關聯性

本研究指涉之第三部門，為彰顯其核心論述，儘量把範圍限縮於與資訊社會有關之「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其他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並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善用非政府組織的兩大核心能力：「1.公眾的賦予（the public bestows），2.使命功能(a function of the NGOs’ mission)。」以專業技術知識、不同的網絡（distinct networks），促成社會力量的覺醒，達成合法正當的目標。

本章第一節提及台灣的非政府人士在國內舉辦各種講座，並以非政府組織身份遠赴亞太經合會倡導前所未見的「創新產業‧解決失業」議題，擔任1998年APEC「市場行銷」（Market Access）講師，提出「Taiwan BEST」（台灣第一）的觀點，說明台灣一百多萬家的中小企業是國力的根本，為飽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其他經濟體帶來希望，偕同美國代表在專案小組的倡導也贏得一致通過「電子商務」（E-Commerce）法案，促成創新產業—「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有個法源依據，以及各經濟體投入基礎建設。

至於資訊社會的成型，重要關鍵人物值得提及的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柯林頓在1993年1月20日入主白宮時，即提出各樣的改革方案，其中把「網際網路」（Internet）由軍用釋出為民用，造成衍生性的影響，落實資訊社會的多項目標—例如商業情報、資訊傳播、學習、創業及就業等。柯林頓在1994年10月21日開始啟動「歡迎到白宮」（Welcome to the White House）網站，說：「當我上任時，只有高能物理學家（high energy physicists）聽說過什麼叫做『全球資訊網』（the worldwide web, www），現在連我的貓都有它自己的網頁（now even my cat has its own page）。」（參閱圖2-2）柯林頓總統初期的白宮網站看來非常陽春，但美國的經濟拜網際網路之賜，從谷底翻身；而台灣的產業界因緣際會，同時獲益。

李國鼎先生在1979年主導成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以因應資訊科技興起的需要。經由政策倡導，具有先見的企業開始涉獵「資訊」（Information）這個新興名詞及其事務；而這之前，我國各大專院校事實上已開設相關的資訊課程，讓接受高等教育者具有初階的「資訊軟體」（例如COBAL、FORTRAN）概念。回溯1972年，蔣經國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後，即推動十大建設，1979年台灣的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大幅縮短南北交通所耗費的時間，台灣人民開始也了速度感（velocity），資策會的倡導使得民眾明白：「將會有一條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帶動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革；因此，坊間產業界開始有先驅朝向資訊科技產品發展。1996年7月17日，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13011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011）—這是關於聯邦資訊科技的行政命令，係悠關「下一代的網路倡議」（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initiative），下令所有聯邦機構的負責人，必須充分利用資訊科技以方便民眾取得該機構的資訊。柯林頓在1997年簽署「第三個網際網路倡議」，興起了全球資訊科技浪潮，我國原本倡議資訊科技應用的單位也自本土至各式的國際專業會議，並以「非政府人士」（Non-Governmental Person）的身份進入國際交流平台—APEC與各「經濟體」（Economy Body）的專家代表分享心得。

自1989年成立的APEC（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經過幾年工夫的摸索，開始有了方向，成為新興的國際交流平台。我國在1991年正式加入APEC這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成為台灣非政府人士發聲的重要國際舞台。加上美國總統柯林頓的關注，1993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身為主人的柯林頓說：「值此冷戰後的年代，我們有機會建造新經濟基礎。」被放進領袖宣言（Leaders' Declaration）之中，宣言進而指出：「我們區域之間的經濟正朝著相互依存和越來越強烈的社群感，領袖們承諾大家團結一致為老百姓創造一個穩定和繁榮的未來。我們同意建立一個APEC商業志願者計畫（an APEC Business Volunteer Program），在人力資源開發和管理的技能（skills）和技術（techniques）交流，以促進區域之間的合作。」其中的技能和技術影響最深遠的乃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翌年（1994）在印尼茂物舉行的APEC，領袖們決議訂定長程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各經濟體通力合作建造「多邊貿易系統」（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逐年促成貿易自由化，實現茂物目標。

「茂物目標」除了強調加強教育和訓練—尤其是增進管理技能以促進人力資源發展之外，更應建立APEC研究中心、科學和技術合作—包括技術移轉，提升中小企業的能力，並逐步改善經濟的基礎建設—諸如能源、交通、資訊、電信與旅遊等，俾促成經濟的永續發展。「茂物目標」又稱「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是這20年來APEC之長程目標，APEC又是台灣唯一能著力的國際交流平台，「多邊貿易系統」亦是2013年第二次主辦APEC的印尼重點議題。「茂物宣言」的條文第2條指出：「一年前在美國西雅圖的布雷克島，我們認知區域經濟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特發表『願景聲明』（a vision statement），承諾：『1.找出合作的解決方案，迎接迅速變化之區域和全球經濟的挑戰；2.支持世界經濟的擴展和開放的多邊貿易系統；3.繼續減少投資暨貿易的壁壘，使商品、服務和資金自由流動於我們的經濟體之間；4.確保我們的人民分享經濟增長、提高教育和培訓的好處，經由先進電信和交通運輸連結我們的經濟體，並持續地善用資源。』」

我國的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為符合茂物宣言的「多邊貿易系統」，運用非官方的身份不斷地在APEC倡議其工具型解決方案（Instrumental Solution），逐步促成資訊社會所需工具一一呈現於世人面前，成為文明世界每個人的必需品，為世界帶來便利，卻也導致某些負面的後果（例如壟斷、財富集中等）。2013年APEC再度於印尼舉行，「領袖宣言」共有26條，1-7條前言說明之後，即是大標題「支持多邊貿易系統與落實茂物目標」（Support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第8-10條文全是闡述達成目標的領袖們共識，訂定2020年的完成期程—這如同回饋台灣非政府人士在1998年的提案及其努力。2003年，澳洲政府為避免區域經濟發展失衡，邀請台灣非政府人士在APEC提案〈全球通路-TES〉與各經濟體作「最佳實例經驗分享」；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於2006年APEC倡導「最佳實例政策」時，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的概念，形成長程議題，2014年上海APEC仍持續努力。台灣宜把握這些資訊社會饗宴的機會，特別是「聯合國（UN）、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二十大工業國（G20）」等重要的組織都有代表及觀察員參加APEC這個國際交流平台，若能善用創新第三部門的能量，我國及世界各地的需要者皆能獲益。

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反貪腐、最佳實例、防止電磁干擾、電子商務、全球通路、孵蛋器、智慧財產權、微型企業…」等議題和法案。

參考文獻：

郭立昌（2014：23-26）。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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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之存在及其發展

有關「第三部門」的解釋，一般的概念是「政府」（公部門）和「企業」（私部門）之外的部門通稱之為第三部門。哈佛商學院前資深教授李維特（Theodore Levitt, 1925-2006）在其1973年的著作中說：「政府選擇性的做事（可以做或應該做的），但留下一個巨大的殘留物（an enormous residuum）—而被分成各種方式來進行，處理這殘留物（residuum）者稱之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第三部門的存在，往往反映其他部門（企業和政府）的失敗（failure—或譯『失靈』），因其行動造成的負面後果，和一般性的意外必須充分地被關注。」又說：「我們如今看到第三部門的工作已普遍且大量地悄然開展，全新的第三部門機構已經出現，支持藝術活動、預留土地保護區—否則可能會發展為謀取私利；現在新興的第三部門之目的主要在改變機構之間的磨擦，它並不再只尋求需要的回應、或者是空中樓閣的問題，而是在建構一個沒有人會再被剝奪或忽略的社會，是故，運用新科技、新工具和策略（new tools and tactics）期能達成所望之目標。」李維特的說法，可以明確地看出第三部門在於解決政府或企業部門不能（或不願）解決的社會問題，從居住的歧視到環境的保護，各式各樣的社會困境，或關乎眾人權益的公共議題，經由第三部門的行動，得以逐步導正、或落實。

根據李維特定義的第三部門，其所強調的重點乃是有別於政府與市場的第三種力量，能夠透視瞬息萬變的世界，掌握剎那閃現的永恆。然而，隨著不同的系絡及其側重之處，使這第三種力量出現各種不同的名詞稱謂，像是國際政府間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國際間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非政府組織（NGO）、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自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慈善部門（Charitable Sector)、隱形部門（Invisible Sector)、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免稅部門（Tax-exempt Sector）、公益基金會（Philanthropic Foundation），以及影子政府（Shadow State）等。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後，阿拉伯產油國家採取提高油價的戰略（—阿拉伯產油國於1973年聯合，把每桶不到3美元的原油價格漲至1974年超過13美元，稱為第一次石油危機），歐美等先進國家長年因生產過剩而「亂消費」的現象，在這場「石油震撼」中生產和消費呈現失衡的狀態，導致景氣蕭條的後果。1970年代兩次的石油危機，致使歐美經濟遭受嚴重的打擊，英國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 1925-2013）於1979年就任首相後，試圖在其任內（1979-1990）建立「小而美的政府」（Minimal State），推動民營化、並計畫性地精簡公部門，在保守的英國實行一連串的改革計畫，強調自由市場和企業家主義，被稱之為「柴契爾革命」。

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 1911-2004）在1981年1月的就職典禮上指出：「身處當今的危機之中，政府並非我們身陷困難的解決方案（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顯示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其本身就是問題所在。雷根總統推行供應面的經濟政策，被稱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在1980-1990年期間，隨著歐美福利國家所面臨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造成大量失業人口，使得非營利組織（或稱之為自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成為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制度的支撐要素，更是社會福利推展的原動力。

歐美國家的公部門運作逐漸產生變化，由官僚體制、層級節制和僵化的公共行政，轉向市場導向及具有彈性的公共管理，而「非政府組織」（NGO）的概念逐漸被廣泛運用。其中有一種推動國際事務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這類的組織迴避了主權認同的敏感議題，由非官方成員參與，完全自主地倡議有助於未來公共利益的新觀點，像是人權、環保與弱勢群體運動等等的新興議題；這類柔化且政治敏感性較低的國際社會性組織，有別於國際政府間組織和國際企業組織，而形成一種「全球結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檢閱文獻時，知悉第三部門的興起與「革命」、「戰爭」、「社會困境」、「政府與市場失靈」有不可分割之關聯性；爰此，強化第三部門的功能與結構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說：「在面臨非營利社會部門（Nonprofit Social Sector）所帶來的挑戰時，可以從本身傳統出發，去尋找應變的良策。」以上指稱的社會部門，也就是本研究指涉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而在2008年9月金融海嘯之後，因全球景氣低迷造成企業經營困難，致產生「排擠效應」，而使同時擁有社會公益使命及自生財源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簡稱社企、或SE）角色定義產生變化。「根據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在2010年3月的調查報告，在香港超過93%的社企是非牟利機構。」不管採用哪種名稱，詞意為何？第三部門皆有其各自關懷之重點與特色。不管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真正需要考量者，在於面對嚴峻的考驗時，各國基於國情的不同，故應變之道也各有不同，在美國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很可與台灣的解答南轅北轍—這也是進行研究時，宜特別注意之處。

孫中山先生論「真平等」時，說：「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馬斯洛在《動機與個人》（Motivation and Personally, 1954）的「需求階層理論」指出，人類動機被安排在需求的層次，從低層次的生理與求生需求，到高層次的靈性需求。當社會困境出現時，為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人本思想」成為公益使命的驅動力；並經由服務輸送以遂行其手段，而達到人道關懷之目的。服務者不僅應該了解其使命目標的意義，更應當清楚關鍵成功因素，乃是植基於公益使命與社會責任，而非盤算援助成本的多寡。本章第一節之一檢索出：「台灣的第三部門—『郊商』，發源甚早。」係基於互助合作的人本思想，認知服務的對象是人，參與服務者也是人，所需的資源及運作，每個環節皆環環相扣，形成生命共同體。因著公益使命議題的吸引，志同道合之士參與服務弱勢族群（包括個人與小企業），其資源因來自於民間而有充分之自主性，不受政府轄制，得以發展長期議題，迴避國際政治的敏感問題，取得認同俾達到長期倡議之目的，促成資訊社會的策略工具型解決方案，落實於人們需要之處。

本研究的第三部門概念以人為本，以「使命」為先、以「服務」（Service）為其核心，其運作以五環表示，進而發展出「收穫理論」（CROPS），如圖2-1。經由服務（Service）以遂行其手段，而達到公益之目的；服務的對象是「人」—又稱「案主」（Clients），參與服務者（Participants）也是「人」—包括NGO之職工、志工及捐助者等，所以擺在五環的上方；所需的「資源」（Resources）及「營運」（Operations）如樹之根，供應養分，故擺在下方。

「收穫理論」（CROPS）五環交相運作，係志同道合者因著公益使命議題的吸引，主動參與「服務」弱勢族群；運用民間自主資源以落實長程議題，達到計劃性倡議之目的。雖然五環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卻不同於佛洛依德（Sigismund S. Freud, 1856-1939）認為嬰兒依附父母是因為食物的「麵包理論」（the Cupboard Theory）；而是由「人人生而平等」和「我幫你、你幫我」的基礎出發。此外，新興第三部門的自主資源—「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係資訊社會之最重要資源—其能保障在落實使命目標的過程中，降低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使參與者能運作裕如，有效地服務弱勢族群，達成倡議的目標。「收穫理論」為筆者個人的主張，雖經過驗證，但如同本文有些部份係個人經由原創者手中取得之第一手資料，迥異於一般的論述，惟經過批判的過程乃屬必然。

參考文獻：

郭立昌（2014：23-26）。台灣第三部門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台中：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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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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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news.cc/07/newscon66708.htm (談賴清德反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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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news.cc/07/newscon63381.htm (ETC交通工具電子付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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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dadin58.blogspot.com/2018/11/apec.html (丁玲虹在APEC倡議的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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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的發展及其迷思

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在維基百科的定義為：「在資訊社會中，對資訊的創造、分發、散播、使用、整合和操縱，乃是一種重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並指出資訊社會被視為「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繼承，其目標是通過具創意而有成效地使用資訊科技，以取得國際上的競爭優勢；造成這種急劇改變的可能是科技、經濟、職業、空間、文化，或者是以上所有因素的結合。在經濟上相對應的就是資訊經濟，即通過開發知識來創造財富—稱之為「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簡稱KBE）；有能力參與資訊經濟活動者被稱為「數位公民」。

資訊科學與技術於1950年代快速發展，係因科學家成功地運用數學轉化複雜的物理資料。《第五項修練》作者聖吉（Peter Senge）說：「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恩師—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提出系統動力學，是『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 RAM）的發明人，也是建造第一部通用型數位電腦的領導人。」RAM是和「中央處理器」（CPU）直接交換資料的記憶體，可以隨時讀寫，RAM的發明使得資訊的存取變為可能，為作業系統或其他正在執行中的程式之暫存媒介。此外，最重要的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數學教授威納（Norbert Wiener, 1894-1964）的「模控學」（又稱控制論，Cybernetics）理論，夏農（Claude Shannon, 1916-2001）的資訊通信理論，和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的高速度計算機的理論與試作。威納於1943年提出了「模控學」的概念，包括學習、認知、適應、社會控制、萌生、溝通、效率、有效性和連通性，這些概念是由工程和生物學等學科延伸來的，但模控學進一步從生物個體或裝置的系絡抽取出來；威納在1948年定義《模控學》為「動物與機器間的控制和通訊之科學研究」，探索監管系統的結構、約束和可能性之跨學科系統研究，包括機械、物理、生物、認知和社會制度，率先把有目的之生物行為賦予機器，為模控學的基本理論奠基，宣告其正式誕生，成為爾後組織論的先驅。夏農被視為數位計算機理論和數位電路設計理論的創始者，開發了定量的通信理論基礎，設定資訊通信系統的模型，以「資訊熵」（information entropy）函數定義資訊量（—熵代表了在訊號被接收之前於過程中損失的資訊量），把資訊源符號化並壓縮，傳訊至受信者的路徑避免雜音介入，減少錯誤的機率，掌握情報的重點，以客觀的工學方法處理資訊轉換與傳送的問題。馮紐曼為電腦的創始人之一，率先試作了高速度計算機，提出「內儲程式」（stored program）的觀念，亦即把計算機加入記憶元件，把要執行的程式儲存於記憶體—現今的電腦結構都是根據這類模式，包括中央處理器、記憶體元件與輸出入裝置等。系統動力學、模控學和資訊理論是現代資訊科技的理論基礎；經由佛瑞斯特、威納、夏農和馮紐曼等先驅，一步一腳印地開路，人類的文明遂演進至資訊社會。

趨勢大師奈思比（John Naisbittt）在1980年代初的《大趨勢》（Megatrends）書中提到：「未來世代有十大變革，最大的移轉（megashift）首推『從工業社會至資訊社會』（from and industrial to an information society）。」其認為資訊社會源於1956-1957年間，這兩年是美國奠基成為工業強權的年度，日本於1956年仍在二戰後的廢墟中重建，也才被聯合國承認。表面上繁榮的美國工業社會，正出現時代結束的警訊（heralded the end of an era），因為1956年美國的白領階級與文員的數量首度高於藍領階級工人，工業化的美國正朝向新的社會邁進，因為在美國史上資訊的工作首度超過產品的製造（for the time in history, most of us worked with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producing goods）。奈思比指出，文職工作者（clerical personnel）的重大變化將在他們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他們做什麼？使用終端機和文字處理機器連結數英哩外辦公室的運作模式，未來的文員幾乎可選擇在家裡工作（opt to work at home）；而其他工作人員將會創造、處理和分銷資訊給各樣的產業，企業將進行示範應用計畫以完成這個目標。從奈思比的說法知悉：「實體產品的製造是工業社會的主要工作；而在資訊社會的工作，則不一定是『製造產品』（producing goods）。」

1980年代，資訊科技產品在美國研發，重要任務關鍵性軟體程式欲搬到以個人電腦為主的主從運算環境，期望促成電腦小型化；台灣和日本則幫助美國把硬體製造出來。奈思比在《大趨勢》第二章的「高科技/高思維」（High Tech/ High Touch）解說道：「高科技/高思維，是一個我用來形容我們回應技術的方法。每當新技術引進到社會時，必將造成某些情況，必須有一個平衡人體的反應—所以若無高思維，則該技術應被拒絕。更多的高科技，更多的高思維。」科技應著重在人性，協助人們從資訊交換的過程中，改善經濟及生活條件，所以應當發展「適當的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但科技專家的努力卻促使奈思比在1999年出版專書，說明《高科技‧高思維》是人類的透鏡，一種態度：「歡迎保留人性的科技，拒斥侵犯人性的科技。」人類應當有意識地選擇使用的科技，以提升人生價值。奈思比說：「在寫《高科技‧高思維》探索優生學、DNA歧視、電玩、媒體暴力…等問題，就會感到難過、沮喪、傷心，因為看出我們的社會完全被科技壓倒。」

本文研究之「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原屬草根與在地特性的民間性質組織，係與經濟發展相關的非營利組織；自1980年代倡議「解決失業問題應經由創新產業」的概念，以促進台灣產業升級與社會發展為訴求，其所發展的工具（創新產業）卻與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1997年簽署的第三個網際網路倡議（Third Major Internet Initiative）—「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中譯：全球電子商務白皮書）產生連結，故赴區域經濟組織提案，進而在國際會議形成法案，牽動全球資訊化革命。1999年，國際交流平台決議「公私部門合作促成各經濟體落實電子商務」，督促政府制訂政策，推動相關重大基礎建設，全球在公元兩千年正式進入資訊社會；解決社會問題之使命目標幾乎達成。非實體產品的品目則越來越多，「產品」的定義也越來越廣泛；某些具有能力參與資訊經濟者—稱為「金領工作者」，皆成為受益者，但財富集中的現象愈趨明顯，人類陷於資訊社會的迷思（myth）更日趨嚴重。日裔美國社會學家大內（William G. Ouchi）在1980年代初倡導互助合作、共同利益的「M型社會的時代」，竟然淪為「中產階級崩解」的「M型社會」（2006年出版，大前研一著《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可預見的未來，資訊社會將成為一具「加速器」（Accelerator），可能把人類社會帶向未知的未來，利與弊值資人們深思。